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没有眼睛的母亲对眼睛刻骨的在乎。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与她交流过，但我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永浴黑暗，再受她一样的苦。
35年前的阴历九月廿日，我从19岁盲母的身体里出来，张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的存在，让不谙世事的母亲多了一些生着的平静与从容。
四年后二弟出生时闭着眼，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直到今天二弟的眼都没有像母亲期待的那样睁开，他成了母亲永远放心不下的牵挂。
二弟出生后又过了四年，已经八岁的我放学回家，看见炕的中央躺着刚刚出生的三弟。我爬上炕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我们家崭新的成员，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怪怪的味道。三弟的脑门上有一圈明显的阶痕，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所有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于是我放心地吃过午饭继续上学。
后来我抱着三弟在巷子里玩，为母亲收生的邻居老太婆看见了，指着三弟说：“瞧这孩子的眼睛多大！他降生那一瞬，爱爱还问我孩子有没有眼睛。并坚决要求‘如果孩子没有眼睛，就将他投进便盆里’哪！”
爱爱是我母亲的名字。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我的心受到的震撼至今都让我隐隐作痛。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没有眼睛的母亲对眼睛刻骨的在乎。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与她交流过，但我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永浴黑暗，再受她一样的苦。
四弟出生后我已经能干一些家务了。父亲常常是从中学的课堂上把我唤回家，让我给月中的母亲擀面条。那时候白面少，面条要掺杂大半的豆面，擀好也不容易，但我却擀得很好。
我的懦弱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我的童年生活。我记得三年级时一个中年女老师用浓重的方言教我们一首诗：“雪皑皑，野茫茫……”，我的邻居又是同学的王建明就改编成：“瞎爱爱，眼盲盲……”来嘲笑我。
今天想来当年也只有十岁的王建明未必就是要使坏。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寻找自己的乐趣。但他们的乐趣建立在了对我的伤害之上，我的脆弱的灵魂一直振颤到今天。
到30岁的时候王建明已经学会了拉拉面，在小城车站的寒风里呼喊里着：“拉面，大碗拉面……”来谋得生活。有几年我经常出入小城，看见王建明的机会也有过几次，偶尔也打个招呼。
我回小城结婚的时候王建明来为客人拉拉面。他看见我们从外地带了摄像的，就悄悄的问我：“拍了电视，在哪个频道播？”
30岁以后我与许多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相遇了，我或许会有一点点优越感。比如当年副县长的儿子、我们小学年代的班长王新权在今天小城的重要部门任职，一次回乡碰上了他，他就夸我在报纸上的几篇文章写得不错，还会用自行车载我一段路。而在20年前我大概是不会与他怎么来往的。我深深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压力，因为母亲的缺陷，我多了一些谨慎。
假如说我身上会有一丝一毫忍辱负重的品质的话，这不仅是自信的结果，更是自卑的结果。面对王建明们蹦跳着高喊：“瞎爱爱，眼盲盲……”，我从来没有想过反抗。我面对的势力是何其强大，我又没有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那些最最无助的遭受伤害的日子里，我只能默默地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尽管在许多年里我不愿意与人们谈论有关眼睛的话题，尤其怕听到“瞎眼”这个词，但我一直做着盲母的竹杖却从来没有羞惭过。直到三弟可以拉着母亲的衣角陪她上街了，我才从母亲的身边解放出来。那已经是我十几岁以后的事，上了中学，功课似乎也紧了，陪母亲就逐渐的少了。
可我多年里是母亲会说话的竹杖啊！我终日牵着母亲的手在小城我们必须去的地方出入。比如我们把从灶台上焙干的南瓜籽拿到收购站去找老尹，就会换得几块钱。我拉着母亲去买鞭炮的地方就可买到草纸。为什么母亲有一段时间要用草纸？那时候我似乎知道，也似乎不知道。懵懵懂懂的童年懵懵懂懂地就过去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六一”的衣服》小文章，是讲做母亲竹杖时期的事的：
我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经常有新衣穿。记忆里似乎除了春节，就是只有到了“六一”前夕，盲母才为我们兄弟几个张罗新衣服。
妈妈看不见，我就领着她到百货大楼的布料柜台前，我将我能看到的适合我们兄弟穿的花色讲给妈妈，她或者斟酌一番，或者让我拿主意，先选好了布。然后，再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可以得到帮助的关系户，做成衣服。
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穿带小格的白色夏衫，大家都说选得好。隔年，实在没有更好的可选，我勉强定了一款白底有椭圆小黑点的布料。待做成衣服“六一”穿到学校，许多同学都说不好，他们认为这种图案应该穿在女人身上。不久之后，我果然见到街上有中年妇女在穿同一花色的衣裳，就很泄气。不过小时候难得有新衣服，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再也不穿这件衣服的决定。
我一向是个自卑的孩子，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没有上佳的表现，所以直到六年级的时候，才加入少先队。我的新衣裳是一定到“六一”才穿的，可我入队那年，五月三十一日就要举行仪式。那天上学我穿的是一件别人剩下的海蓝色的春装，衣服还有些大，很不合身。到上台宣誓的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曹老师还犯嘀咕：“看你穿的什么衣服！”
那年虽然入队了，但那个“六一”也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拉着母亲去听盲人宣传队的演唱也是我童年时代的重要节目。母亲记性好、喜欢唱，她与宣传队的几乎所有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来往。家在乡下的宣传队的盲人演唱家们一旦进城，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王生彪的父亲是宣传队的队长。每次开演前，锣鼓声之后，都是王生彪的父亲先讲话：“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经常要买票。国营单位、国有企业的效益似乎都还不错，于是盲人宣传队就在县城各单位巡回演出常常达半个月。他们下乡之后，我们就没有了节目可看。
王二小是那个年代最受人欢迎的盲人艺术家。他的一只手上长有六个指头，我小时候似乎也拉着他的这特别的手玩过。
王二小40来岁吧？他略略能看见一点路，就成了宣传队的向导，一串盲人走在街上，光头王二小总是最前面的那个。
盲人宣传队里还没有女性，所有节目中女性角色都由王二小担任。他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表演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与喝彩，他是那时小城最出彩的演员。
喜兆是吹唢呐的。30多岁了可能攒了一点钱，有人就撺掇他娶妻，对象是患有精神病的“疯桂珍”。20多岁的“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被人们逗着。喜兆花钱为她买了好看的衣裳，两人却没法过夫妻生活。因为有好事的人教唆，“疯桂珍”就在街上不停地舞蹈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花狗咬掉喜兆鸟。”
这样一种生活境遇里的喜兆吹起唢呐，高亢里就多了一层悲凉。
母亲是不是真正萌动过跟着这帮流浪艺人四处漂泊、寻找她另一个理想意义上的生活呢？我今天当然可以心平气和地问她。但在许多年前，这些盲艺人只要在我家与母亲说起要她一起走的话，我就会大动干戈，毫不顾忌他们甚至母亲的面子。
尽管我从来没有鄙薄过盲艺人，但我不能容忍母亲也去了，与他们一样四乡游走。
我生气了并竭力阻挠的事是不是就一定会对母亲有影响呢？我不知道。母亲在家里摸索着抚养大了她的四个儿子。冬寒棉，春暖衫，针线活，三餐饭，盲母默默经营着这一切。现在想，母亲是不是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记得我小时候，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哼唱着忧伤的歌谣，甚至锅灶前刷碗，她都曲不离口。这些曲子大概都是那帮盲艺人唱的内容吧，还有就是我们地方流传了千百年的开花调……
我一直想，做儿子的我能成器，就是盲母今生最大的快慰与幸福了。尽管母亲没有别人家的荣华富贵，她甚至没有许多人都拥有的光明，但她的儿子应该是令她骄傲的。
1996年年底离开家，到第二年的岁末，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妈，我其实不习惯给您写信，也几乎不直接给您写信，因为，这些字都须麻烦别人读给您听，于是，信好像是写给别人的一样，总不像是我和您直接交流。您写来的信不能由您执笔，那种亲切感好像不存在似的，叫我对它有些排拒。
“我这是第一次给您写信吗？第一次用我惯常用的文字向我的母亲表达一些意见吗？我也真有些委屈，我能用文字写信给许多陌生的人读，惟独使用它向母亲表达一份敬意时却如此困难。许多回梦想着给母亲一双眼，您能用它来看您养育的儿子和儿子所写下的那些别人都夸漂亮的文字。这个梦做得好苦，并永远只能是一场梦。就如同我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一样，我无法还给我以生命的母亲一双眼。
“文字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流了很多泪。我义无返顾地走一程、再走一程，我忍受着心灵的巨大创痛。我一般不和别人谈论家事，我不是不热爱我的家，而是谈论它时心情太沉重。离家而去，我远一程、再远一程，但对母亲的牵挂、对父亲的愧疚，伴我走天涯。……”
在这封亦泪亦愧的信中我惋拒了母亲希望我在北京为四弟找工作的要求。我会是母亲的骄傲吗？
二弟在省城读完盲人学校并学了健康按摩，在一家大型浴池做活。我去看他，他说给我按摩，我谢绝了。我宁肯花钱找别人，我也不会用二弟。不是身体受不了，是心受不起。
后来二弟回到乡下，他把自己融进了那群流浪的盲艺人里，并成立其中最优秀的歌者与乐手。
二弟31岁了，没有成家，他用自己游走四方得来的钱贴补家用。给母亲买米面，给三弟5岁的女儿买童车。我建议他上长春的盲人艺术大学，他不想出来，他要让自己的歌永远回荡在太行山的山山水水间。
50多岁的母亲打算替二弟抱养一个女儿，将来好照顾二弟的生活，但我不同意，我是怕这孩子像我一样，终身在心里隐隐疼痛。
至于二弟，他歌唱着，行走在太行山无穷广袤的大地上，他的健康的生活本身，就理所当然是母亲的快乐与骄傲！
在童年的阳光下，母亲曾经张着她无珠的双目问我太阳的颜色。那时候我还是她不懂事但会说话的竹杖，我说太阳是红色的。什么是红色呢？母亲尽量张大了眼来感受光的力量，她似乎说过有了一些光了，似乎就是红色的……
可是什么是太阳，什么是红色？母亲哪里能够知道呢？但我常常把自己穿得红艳艳的，我就是红色；我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太阳的“阳”，她就是母亲眼里的“太阳”。还有什么能比亲生骨肉更可感知的呢？我想母亲会懂得红色，会看见太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