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古人说过，人的一生就像同一棵树上的花朵，蒂落之时，随风飘荡，有落于茵席之上者，亦有落于污秽肮脏之处者。这就是天命，个人无法违抗的社会自然法则。
某县一位中层领导干部曾对我这样说：你说我们这茬人倒不倒霉？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就业没工作，结婚只让生一个，刚刚弄了个科局长，立马遭遇机构改革，正当盛年之际，内退在家没事做。我说这是国家命运，个人无力抗衡。
中国的老百姓大都信命，认为“命八尺难求一丈”，“听天由命”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人生信仰，所以即使在非人的境遇中，中国人也能顽强的生存下去，表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倔强生命力。故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是没有道理的。
（一）
对于命运，历来的哲人们都相继进行过思考探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孔子的高足子夏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的命运如风中飘蓬，流水浮萍，个人根本无法掌控，只能听天由命，这就是人生命运“单因素论”。
孟子则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认为命运包括个人努力和天命两个因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尽人事而由天命”吧，而且把人事放在天命之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了天命论消极无为的偏颇。这就是人生命运“双因素论”，比天命论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荀子就曾说自己“名过孔子而不用”，是生不逢时。项羽与刘邦争天下，战败在乌江自刎时也说“我败乃命，非用兵之过。”都是说“人事”已尽，但“天命”难违。而“天不灭曹”这句话则是说，虽然人事无为，却受到了天命的特别眷顾。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时也说过，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中国人对于人生命运的全面研究，还当首推《易经》。《易经》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既承认命运是上天的安排，也承认个人努力，还考虑到了人生的际遇，这就是《易经》的人生命运“三个因素论”。看起来，还是《易经》对命运的解释更加切近情理。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人对人类命运做出的最为全面的思考和解释。孔子临终前曾说，“假我十年以学《易》，可以少过焉。”研究证明《易经》的卦辞为孔子所撰。
那么《易经》所言“三命”是什么含义呢？参考有关书籍，我是做如下理解的：
所谓“正命”，就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和家庭出身。人有生来就健康聪明者，有生来就瘿弱愚蠢者。生于帝王之家天生就是帝王命，如溥仪三岁就登基做了皇帝。生于乞丐之家天生就是乞丐命，如朱元璋童年丧亲，乞讨为生，只得出家为僧。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不可抗拒，个人无力改变。
人类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影响人的事业的主要是抱负、基因和焦虑三个因素。而对抱负影响最大的是生你养你的家庭和所处的文化环境。父母以什么方式培养孩子至关重要。贫困或富有对进取心的影响难以预测。家境优裕，你可能承袭成功所需要的技能或贵族的游手好闲；家境贫寒，你可能获得积极进取的动力或破罐子破摔。总的说来，出身中上阶层的人中雄心勃勃者比例最高。
家庭可以分为四个类别：贫困，勉强度日，中上，富有。前两类家庭必须为支付电费和电话费而奔忙，抱负常常只是奢侈品。对于富有阶层来说，抱负往往毫无必要。只有中上阶层——经济上颇有保障，但又不到经得起一两次变故的程度——改善自己命运的动力最强。人类学家爱德华.洛说：“这就是所谓的地位焦虑。无论你生来是否就有这些焦虑，你在后天确实能养成。”弗兰斯.德瓦尔则说：“对显赫位置的渴望是人皆有之的，但与之共存的是另一种本领，尽可能地享受较低的位置。”
所谓“随命”就是个人努力，砥行砺志则幸福至，纵情使欲则凶祸到。如果皇帝当得不好，也会成为阶下囚，如宋徽宗父子、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等。又有多少达官贵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思头”，“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抗”呢？即使是乞丐，经过个人努力奋斗，也照样可以当皇帝，如朱元璋。据说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尝遍天下珍馐，吃什么都觉无味，最后下旨要吃行乞时一位乞丐婆婆送给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豆腐渣加青菜叶熬的粥），厨师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皇帝理想的味道来，不知有多少御厨被杀。宰相焦急了，就开导圣上说，俗话说的好，“饿时甜如蜜，饱了蜜不甜。”陛下那时饿得要命，当然吃什么都是香的啦，现在尝遍天下美味，当然吃什么都是没有滋味的啦。于是朱元璋不再杀厨子。
所谓“遭命”，就是行善得恶，遭遇意外事故等都属此类。
（二）
然而《易经》的关于人生命运的“三因素”理论，却遭到了王充的挑战。王充是东汉乃至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反对天命论最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王充还是没有真正跳出宿命论的圈子。他不赞成《易经》中的“随命”理论，他认为“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
王充在其著作《论衡》里讲了西汉中兴功臣周亚夫的命运故事，来证明他的宿命论。我参考《史记》，讲一下故事的梗概。
且说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二公子周亚夫任河内太守时，有个叫许负的人给周亚夫看相。断定他“后三岁而侯，侯八岁而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周亚夫）饿死”，总之就是说你将来的职位当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还一定得饿死。
周亚夫摇着头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老爸荫子的爵位已经被长兄周胜之承袭了，我当今只是一无名小卒，何谈封侯？至于饿死嘛，周仰天大笑说，我假如真能如你所言位极人臣的话，那又何至于饿死呢！这倒要向你讨教。
许负指着周亚夫的脸说，你鼻子两侧纵纹入口，这岂不是典型的饿死相！周亚夫大不以为然。
后来周亚夫的命运果如许负所言，分毫不差。
过了三年，周亚夫的长兄周胜之因罪被免除了侯爵，周亚夫经程序性推荐被封为“条侯”，袭取了其兄的爵位。许负“三年而侯”的预言兑现了。
文帝六年，匈奴寇边，朝廷命周亚夫、刘正礼、徐厉三位将军分三路阻击匈奴。周亚夫驻军细柳营，刘正礼驻军灞上，徐厉驻军棘门。为激励将士，文帝先到灞上和棘门军营劳军，后到细柳营。在前面两个营地劳军时，皇帝与扈从都是骑马乘车直入军中。可到了细柳营规矩则完全不同。天子的先驱被严阵以待的岗哨拒于军门之外，先驱说，皇帝马上就到军门了，还不赶快开门！负责警戒的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等天子到了军门之前时，岗哨仍不放皇帝进军营。不得已文帝只得拿出正式文书，通知周亚夫说要前来劳军，这才被传令放入。然而岗哨又拦住车骑说，将军有言，军中不得骑马乘车驰骋。于是皇帝也只得下马步行走至将军营帐。周亚夫见了皇帝说，戴甲武士，不便行跪拜礼，请皇帝允许臣以军礼相见。
皇帝劳完军出了军门之后，随从大臣都为周亚夫的不恭行为所震惊，然而文帝却说，哎呀！“此真将军矣！”，与细柳营相比，那灞上和棘门两军简直就是儿戏啊！他们的将领是很容易被敌人袭击成为俘虏的！至于周亚夫，那才凛然不可侵犯呢。称赏良久而去。
过了一个多月，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周亚夫被封为中尉。文帝去世前立下口诏，国家有难，可任周亚夫为大将。文帝驾崩后，周亚夫立即被任命为车骑将军。景帝三年，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地方诸侯“七国之乱”，大臣都纷纷变卖家产，首鼠两端，与叛军勾结。周亚夫被升任太尉，统帅三军镇反，他只用了三个月，就打破了七国联盟，将吴王首级献于阙下。周亚夫再造西汉，成为中兴第一功臣，被景帝拜为丞相，终于位极人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许负“后八岁而将相”的话也应验了。
后来周亚夫与景帝在封异姓诸侯上发生了分歧，周亚夫一直死守高祖“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两个“凡是”旧套，因此景帝对周亚夫不满，周亚夫因病被免相。之后，景帝还特意试探过周亚夫一次，看他是否适合担任未来皇帝的辅政大臣。一天景帝请周亚夫进宫宴赐，周进去一看，什么摆设也没有，只有一只盛肉的大盘子，唯一的菜肴就是一大块未切的肉，更没有刀叉筷子等中西餐具，周亚夫很生气，气乎乎到处找餐具。这时景帝出来说，对不起，这不是特意的，是下人的疏忽，你不必介意啊。周亚夫被戏弄了一顿。忿忿不平的离开大内，景帝望着周亚夫远去的背影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一句话决定了周亚夫的结局。
“赐宴事件”过去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为了给父亲准备后事，就从地方政府买了500套甲胄，用于陪葬。这在当时可是违法的大事啊！周家子弟还仗势欺人，刻薄无赖，不给人家搬运工付工钱，佣工气急败坏，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就将此件事告发了。景帝得知此事，非常恼火，骂道“我不用（周亚夫）也！”下令逮捕周亚夫，周亚夫准备在家自杀，被夫人劝止。周被押到刑部，廷尉（司法部长）质问周亚夫，你要造反吗？周亚夫说，买这些东西是送葬用的，怎么能说是造反呢？廷尉又说“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周亚夫在狱中受尽折磨逼供，“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果然不出许负所料，“九岁而君饿死”，周亚夫真真切切是在“看守所”里饿死了。
（三）
从周亚夫大起大落，大红大紫，始乐终悲的一生，我们能看出些什么来呢？
首先，得承认周亚夫的“正命”太好了。老子栽树，儿子乘凉，他沾了功勋爸爸绛侯周勃的光，否则他怎么可能一步登天被封“条侯”？他的起点太高，基本是天上掉馅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答曰：亦有种也，周亚夫是矣。
其次，他的“随命”前半部分操控得不错，但功成之后未能急流勇退，导致悲剧结局。他靠严于治军，在将领中脱颖而出，被文帝所赏识，故能受到临终托孤的殊荣，成为大将。平定“七国集团”内乱，又立下了再造西汉的大功。八年而至将相，可谓“其兴也勃然”。但是他没有觉察到自己功高震主，在用人问题上与景帝分庭抗礼。按常理他应该韬光养晦，装点糊涂，不要在每件事上都与景帝叫板，以消除景帝的怀疑才是正道。但他毕竟是个军人，不太懂政治，脑袋简单了些，知进不知退，好心办了害自己的坏事。加之他治家不严，教子无方，纨绔子弟胆大妄为，授人以柄，落入景帝圈套。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任相一年而亡，可谓“其亡也忽焉”。
再次，他的“遭命”是好坏参半。其一，他哥哥犯错削爵，让他拣了一个天大的“漏”，被封了“条侯”；其二，他遇到了一个好主子——文帝发现了他这个人才；其三，他又巧遇上了显示其军事才华的千载良机，是“七国集团”乌合之众成就了他一世英名；其四，他又遇上了一个不好不坏的景帝，既大胆任用，也不惜官位，让他做到宰相。但是因为他锋芒毕露，不会打“太极拳”，只知“有用之用”，不懂“无用之用”，不能自用其才，皇帝怎能不怀疑他呢？所以他下狱饿死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景帝身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卸磨杀驴是景帝的老作风，七国叛乱前夕，他不就是先启用晁错削藩，眼看七国内乱在即，又幼稚的听信七国集团“清君侧”的谎言，大搞绥靖主义，迁祸于晁错，将自己的老师晁错草草处死，企图讨好藩镇平息内乱吗？所以说，周亚夫的结局应在预料之中。如果周亚夫能学习范蠡和张良，研究军人不能干预政治，必须功成身退的历史规律，这样的悲剧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可惜他做不到。
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里评道：“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忍，穰苴（春秋齐国军事家）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学，守节而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司马迁批评周亚夫“足已而不学”，没有正面提及“不学”的对象，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怕“文字狱”而已，言外之意就是说亚夫自恃聪明，不学习开国功臣张良急流勇退，也没有汲取刘邦杀异姓诸侯的教训。司马迁不愧为伟大的历史学家，真可谓一语中的。
客观分析周亚夫的人生轨迹，应该说他的“正命”很好，“遭命”基本也基本是好的，“随命”前好后糟。他的弱点在于没有很好的研究和汲取国初“兔死狗烹”镇压异姓诸侯的血醒教训，自恃功高，眷恋权位，不知祸之将至。他的命运结局主要是由于自己对“随命”操作不当造成的。
蓬草在凛冽的秋风中四处瓢泊，行无定踪；青青浮萍逐水而居，随波逐流，很有象征人生旅程的况味。可是，毕竟人为万物之灵，不是全然听凭命运摆布的蓬草浮萍啊！在人生的旅途上，虽然家庭出身和个人际遇是无法选择的，然而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历炼，逐步学会在关键时刻迈好命运的每一步，不断改造完善自我，尤其是在成功之后。
月盈则亏，物极必反。且看古往今来人世沧桑，人生栽大筋斗一般少在成功之前，而多在成功之后。我看如果把“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人生格言颠倒过来的话，也具有同等的启迪意义。
“成功乃失败之母”。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