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卫亚莉）
1月17日，是妈妈的忌日，五年来，这个日子在我，成了一个黑色的日子；一个让我的心淌血流泪的日子；一个让我的世界分裂、破碎的日子。
五年前的昨夜，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妈妈看完电视，又象往常一样到阳台上做锻炼，几分钟后，她倒下了，倒在了那里，当大哥赶来时，妈妈已经说不出话，她是那样的平静，望着大哥，发出安详、宁静的微笑。妈妈是高血压突发脑溢血。一夜的抢救，医生没有回天之力，第二天中午12点半，妈妈去了，她就这样突然地去了，猝不及防地去了------
我的妈妈是南方人，姐妹五个她最小。虽然出生于黑暗的旧中国，生长于偏僻的农村小镇，但她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坚强果敢的个性品质和反封建的精神。我的大姨妈整整比她大一轮，结婚后接连生了几个女儿，婆婆对她变了脸，丈夫更是一发脾气就打。大约在妈妈十一二岁时，有一次去看大姨，进门看大姨眼睛红红的，就问大姨是怎么回事，大姨说："你姐夫又打我了。"妈妈听了，很生气，说"等一会他回来我替你好好教训他。"大姨父回来，妈妈装做跟他开玩笑，拿绳子一下把他捆住了，叫我大姨"姐姐，你快来打他，"边说边用皮带抽大姨父："你还敢不敢打我姐了？我姐姐可不是好欺负的，你再打我老五就和你算帐。"眼看大姨父就要恼了，妈妈机智地做着鬼脸："羞，羞，羞！有一个男人要翻脸了"。然后把大姨父放了，大姨父哭不得，笑不得，以后对大姨还真收敛了许多。妈妈的家境不错，她又上了高小，是家乡小镇的才女，在她15岁那年，一个地主家上门提亲，我的阿公阿婆对这门亲事很赞成，觉得她嫁过去肯定受不了罪，但妈妈坚决反对，对方家送来的凌罗绸缎等彩礼她看都不看一眼。后来，妈妈谈起这件事非常感慨，她说："这一个选择，对我的影响太大了，甚至可以说完全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并不是有什么思想觉悟认为地主家不好，而是不喜欢他家的儿子，我不想为了附加的东西而出嫁自己，更何况我想念书，不想象你大姨妈那样任人摆布。"家里不顾她的反对，订下了这门亲事。为了摆脱无爱的婚姻，她全力抗争，拒不屈服。妈妈是幸运的，1950年初云南省土改工作队来到她的家乡召工作人员，妈妈毅然报名并被录取，她瞒着家里，背起简单的行囊远离家乡去搞土改。那年，她刚刚满15岁。不久，她给家里写回来一封信，解除了婚约。她的一位女同学后来嫁给了这个地主家，没有几年被当作"小地主婆"批斗而上吊自杀。同样情形的有她的好几个伙伴。
妈妈就这样在十五六岁的年龄，参加了革命。由于土改工作队人少，村寨多，所以他们一个人就要分管几个寨子。南方山区的寨子有的对望起来很近，可以听到对面狗的吠叫，但要从这个寨子走到那个寨子，则要走上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她常常一个人穿过深山老林，从一个山寨，到一个山寨去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那时侯，山上躲藏着很多土匪，还有凶猛的野兽，非常危险，但妈妈是个很要强的人，让她和领导说她害怕比什么都难，她就这样把恐惧藏在心里，自己给自己壮胆挺了过来，妈妈说，那时她也偷偷地想家，常常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山头上，对着远方惆怅，不知自己的家乡在那个方向，有多远。
妈妈和战友们出色地完成了土改任务，1953年，她和爸爸相爱了，爸爸是山西人，随军解放南下，又服从组织需要转业留在云南搞土改，他们结了婚，又一起搞地质勘探好几年，辗转好几个县，最后才在地方上安定下来。
妈妈是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她的坚强和独立有时叫人吃惊。她生大哥时刚刚21岁，双方的老人都很远，没有一个亲戚在身边，爸爸又在昆明党校学习，对他们来说，组织高于一切，工作重于泰山，她从没有想过要爸爸请假回来照顾她，也没有给单位领导提任何要求，而是自己学着把米酒做好，自己买了鸡，杀好晾干，提前送到医院交待好，然后自己把自己送到医院生产。那时的领导真不懂人性，生姐姐时，爸爸又被安排下乡，她又是自己去医院生的孩子。出院那天，爸爸回来接她，手里却抱着不到两岁的大哥，妈妈于是自己抱着姐姐出了院。回家途中，要过一条小河，妈妈脱了鞋淌着水就过去了。后来，每当说起这段经历，妈妈总是很感慨："那时我们真傻，都不懂得让你爸爸背我过河。别人生了孩子要这样保养，那样保养，怕落下月子病，我什么都自己做，在月子里想吃甘蔗，就自己跑了几公里路，到农村买了十几斤，自己扛上就回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没有什么毛病。"直到生二哥时，她和爸爸商量去接奶奶爷爷，但奶奶爷爷离不开山西，转把外公外婆接来，妈妈这以后才享到了福。
妈妈一生不爱求人，让她接受别人的一点东西或帮助很难，但她很重视亲情，对亲友们的难处总是慷慨相助。有了我以后，我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八口之家，虽然爸爸妈妈都是干部，工资不低，但维持这么一个大家庭也很不容易。但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山西的奶奶爷爷寄钱，主动承当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不仅如此，妈妈的大伯，也就是我外公的哥哥是个信仰佛教的居士，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仅仅靠出租楼房来维持生活，妈妈于是和爸爸商量，每年定期给老人寄几次钱，十几年不间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爸爸挨批斗，工资被扣发，我们家庭的生活都要靠以前的积蓄来贴补的情况下也如此，直到1971年老人过世。1964年外婆回老家，回来告诉妈妈，我的大表姐考上了高中，但弟妹多，家里不支持，妈妈马上和爸爸商量，决定资助大表姐上学，直到完成学业。大表姐由此改变了命运，后来成了城里的中学老师，并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妈妈一生中和邮局真是有着不解之缘，以后，我们兄妹离开了家，妈妈又是不断地给这个寄钱，给那个寄东西。
小时侯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很严格，别人的家庭可能是严父慈母，而我们的家庭正好相反。爸爸心特别软，他爱给我们买这买那，即使我们犯了错，他也只轻言细语地说几句，根本舍不得打我们，在我们家，有"爸爸的三巴掌"之说：他每次生气时会把手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而且不超过三次，所以我们不怕爸爸，反而有些怕妈妈。妈妈年轻时比较严肃，但她也很少打我们，也不爱唠叨，她常常说"汤多不甜，话多不灵"。我们兄妹做错了事，妈妈总是简洁明了地把道理讲清，把厉害说清楚，然后让你自己去想。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一个传统，每周六晚上开家庭会，我们兄妹对家庭会是又盼望又有点头疼，盼望的是开完会后每每有好糕点或水果罐头等着我们分享，头疼的是会上各人必须对自己一周做认真的总结：你在这一周做了哪些好事，有什么进步，有没有犯错误，存在哪些缺点。总结说完不算完，相互间还得开展批评帮助，四兄妹中，我最乖，二哥最调皮，所以虽然二哥比我大三岁，我却成了二哥在学校行为表现的监督和报告人，二哥一和别人打架，我就跑过去警告他："你不能和人打架，不然我就要告诉妈妈"。家庭会上也常常不留情面地为他做“补充说明”。好在二哥宽宏大量，并不曾记我的仇。记得有一次二哥捡了一个空钱包，被我和姐姐知道了，家庭会上，二哥没有做自我检查，被我们检举了，妈妈没有骂，也没有打，她拿了一条绳子把二哥绑了5 分钟，再放开。她说："今天我这样处理你肯定觉得小题大做，但你今天捡空钱包，明天就可能拿人钱包，到那时候绑你的就不是我，也不是5分钟的问题。"这件事不仅对二哥，也给我们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上学后最不怕的就是总结、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的“家庭会”。
爸爸妈妈不仅在学习上、品行上严格要求我们，在文明礼貌、尊老爱幼、感情和亲情等方面也处处注意培养、规范我们。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十几年里，一直由外公来负责家庭财政和一日三餐，爸爸妈妈给我们订了规矩，不准挑食，嫌饭菜不好吃，而且经常告诉我们：我们家日子过得不错，还能接济亲友们，并带我们回老家、旅游，全凭外公外婆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他们自己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多少年来从没有和老人红过脸或高声说话，剩饭剩菜他们抢着吃，外婆的牙不好，家里的饭总是很软，遇到吃花生米、核桃仁等等，教我们用石臼给外婆捣碎，甘蔗下来的时节，教我们把石臼洗得干干静静的，在我们吃甘蔗之前，先给外公外婆砸出几节来，让他们吸甘蔗汁。每顿饭我们都在外公外婆前吃完，但不能放下碗就走，必须恭恭敬敬地对老人说："阿公阿婆，你们慢慢请"。爸爸妈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千疼百爱，把婆婆接来照看儿子，但吃饭时，他们给老人做了一个木食槽，每顿饭他们吃饱喝足再把剩饭倒进食槽让老人吃。好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儿子一天天长大，有一天，他们发现儿子拿着刀子，在刻一块木头，他们好奇地问儿子："你在干什么呢？"儿子说："我在给你们做食槽，我长大了，你们可以象奶奶一样吃饭了。"这对夫妇如梦初醒，从此扔掉了老人的食槽。我的外公外婆生了五个女儿后才有一个宝贝儿子，但这唯一的儿子却在20岁那年得病死了，这是他们一生最大的遗憾，但在我家，在我父母身上，他们感受到了远远超出儿子能给予的温暖和保障，1972年，当我们随父母探望山西的奶奶，然后又回到妈妈的老家看望亲友时，一个令人意想不道的事发生了，在小镇的街上，爸爸妈妈不断被许许多多素陌平生的人围住，他们都在说："这就是朱家那个十个儿子不顶一个的五娘啊！"（注："五娘"是当地对"五姑娘"的尊称，我妈妈在家排行五）他们纷纷对爸爸妈妈表示敬意。在我们眼中很平常的事情，想不到在当地的老百姓中传颂的那么广，赢得那么高的声望。父母两家的亲戚都在农村，相距很远，几年甚至十来年才能见一次面，妈妈从我们很小时候就要求我们给亲友们写信，使我们和这些亲友建立起浓浓的亲情。
我做了心理医生后，接触了很多家庭，深深感到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完善，他们溺爱孩子，过分娇宠、包办一切，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注重孩子独立性、创新意识的培养，更不懂得尊重孩子。我很惊讶妈妈在教育方法上的超前。从我们一、二年级起，妈妈就要求我们学会自己洗头洗澡、洗衣服，放假的时候，要轮流下厨房跟外公学做饭。妈妈自己是我们那个县城里最早学会骑自行车的女性，我和姐姐到十一二岁时她亲自来教我们。我小时候特别胆小，一摔跤就想逃走，觉得自己太丢人，妈妈一次次把我扶上去，告诉我：别去想别人怎么看你，会不会笑话你，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就是在我和姐姐的穿着上，妈妈也总是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审美观：不要看别人穿什么，或者现在流行什么，你自己喜欢什么就穿什么，干别的事情也要有自己的主见。1969年家里买了缝纫机，妈妈自己买了几本裁剪书，没有多久就可以自裁自做，她还一直鼓励我和姐姐来学习，我那时特别害怕把缝纫机弄坏，根本不敢去动一下，有一天，我二哥趁妈妈不在，把家里的皮箱打开，找出一块7尺的府绸，左比右划，做成了一条很蹩脚的裤衩，把一块很好的布料毁了，我们都以为妈妈回来一定会很生气的，谁知妈妈知道后，反而表扬二哥有闯劲，批评我和姐姐害怕失败，象"缩头乌龟"。妈妈虽然对我们的教育很严格，但同时又很民主，不论是在职业发展还是婚姻的选择上都如此，她把自己的意见谈出来，但决定权交给子女。想起来特别内疚，在我16岁那年，我跟爸爸妈妈提出要象哥哥姐姐那样离家学习独立生活，那时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孩子了，我因为不懂事，没有想到过父母是否会寂寞，生病了谁来照顾，父母很犹豫，他们真的很舍不得我，但最后还是尊重我的意见，让我回了山西。
妈妈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以她的资历，以她的工作能力，她大小该是个单位领导吧？但她一辈子除了搞土改，就做了一样工作：会计，她从没有怨言、委屈，从来不摆自己的资历。在"五。七"干校时，她一人又做会计又兼出纳，每月发工资，她一个人骑车到几公里外的镇上取回钱，然后把办公室门从里边一锁，一天就分装好500多人的工资袋，第二天她就基本要发完。她曾经告诉我，她干了一辈子会计，过手的钱千千万，只有10元钱的帐没有对上。80年代初，当年土改队的老战友欢聚了几天，妈妈回来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在一起玩得多开心，并让我看他们的合影，这个是地委组织部长，那个是县长------。我禁不住问妈妈：“人家都当了官，你不感到失落吗？”妈妈说：“人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追求，我就想做我的会计。”妈妈这话后来证明不是她的自我安慰或阿Q心理，而是她实实在在的心里话。1981年她被抽调帮助地区检察院查帐，她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深得赞赏，地区检察院想把她正式调去，但妈妈不加考虑就谢绝了，她说，我还是喜欢我的会计工作。她赡养多年的大伯1971年过世了，当地政府通知我妈妈去继承遗产-——那栋木楼，妈妈和爸爸没有多想，就放弃了继承权，让当地政府自行处理。外公外婆在老家有很大的宅院，四周是竹林，环绕着鱼池、果园和菜地，他们到我家后一直由大姨妈家居住和照管，大姨妈多次跟妈妈谈到房产问题，说"爹妈一直是你们赡养，退休了你们就回来住到这里，清清静静多好。"妈妈总是说："你们一家安安心心地住着吧，我想回来看看，就回来住几天，你们不要有别的想法。"1972年底奶奶去世，在分配家产时妈妈写信说明什么都不要，老舅（爸爸的舅舅）坚决不依，加上二哥和姐姐已经回到了山西老家，才被动地接受了老家的三间老房。
妈妈在我们眼中永远是那么健康、生气勃勃，但实际上，她得过好几种病。文化大革命她刚33岁，造反派捏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爸爸，妈妈去旁听，她无法忍受他们的颠倒黑白，挺身出来驳斥，结果可想而知，妈妈也成了他们的斗争矛头。妈妈就在那样年轻的年龄得了原发性高血压，多少年来一直在服降压药。70年代我们兄妹相继离家，每次写信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身体很好，后来才知道她曾经犯过胆囊炎、胰腺炎、肾盂肾炎等病。但在我们面前的妈妈，总是那么乐观开朗，富有生命活力。1981年地区办了一个会计培训班，请她讲课培训，一天下午她骑车去上课，路上被一年轻小伙子撞倒，对方连声道歉，妈妈很宽容地让她走了，她再骑车，右前臂钻心疼痛，到医院一检查，为粉碎性骨折，她没有叫我的爸爸和大哥来，而是自己让医生赶快接好固定，她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匆匆又赶去给学员上课，当爸爸听到医生打来的电话赶去时，她右手绑着吊带，正在在讲台上神情自若地讲着课，时不时用左手费力地写黑板。不幸的是，一周后手部还不消肿，复查后证实是畸形愈合，需要人工把长起来的断端拉开，重新接合。她又不惊动爸爸和大哥，让医生马上拉开重接，医生都是熟人，实在下不了手，妈妈硬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几个小伙子把骨头拉开，重新接好。
妈妈不论遇到什么不幸和灾难，总是那么坚强刚毅，处变不惊。1976年，爸爸因为眼睛胀痛，到昆明去看眼疾。那时，外公外婆回了老家，爸爸先绕道去看望了俩老人，他的病情就在这期间发展了，腹水严重，急剧消瘦，当他到昆明后，几大医院很快作出一致的诊断：肝新生物（即肝癌）可疑。当时爸爸的肝脏已经达到肚脐下，严重腹水和恶液质，没有一家医院肯收爸爸住院治疗，爸爸只有回去等死。当时大哥在云南上大学，姐姐、二哥和我在山西上班和上学，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要求回去守侯爸爸，但我们却收到了妈妈坚定的回复："爸爸不会倒下的，这里一切有我，你们务必不能耽误学习和工作，搞好你们的学习、工作，就是对爸爸最大的支持和孝道，你们等着吧，爸爸的病很快就会治好，我和爸爸一定会回去看你们的。"这段预言，真的变成了现实，妈妈和爸爸在昆明找到一位医术高超的老中医，三个月后，爸爸的病情发生了奇迹性的转归，肝脏缩回去了，腹水全消了，体重增加了，人又神气了，他们真的回来看我们，还大包小包带了许多我们在山西吃不到的东西。爸爸后来一直很健康，他还多次在地区老年运动会上获奖。1986年，灾难再次降临我的父亲，我的家庭，这一次，不是癌症，而是车祸，这一次，爸爸没有能躲过，我们失去了亲爱的、慈祥善良的父亲。巨大的打击和哀痛，妈妈又挺过来了，她把泪水咽到肚里，反而劝儿女要看开，要好好学习和工作。
晚年的母亲，生命更充满了张力和活力，六十多岁的人了，她看起来象50岁那样精神，她爱唱歌、吹口琴、看小说、跳老年迪斯科，练剑，生活非常充实。她常常在南方生活一段，再来北方住一年半载。对儿女们，她不习惯索取，甚至不习惯得到回报，她只是无私地奉献着、奉献着。每天早晨，她用伤愈的右手，提回一大堆的鱼肉和水果蔬菜，谁也劝不动她，记得有一天妈妈给我们用高压锅烙饼，大家吃得很香，晚上妈妈伸手关窗户时，我发现妈妈的手臂上有不少黑点，我问她怎么了，妈妈又想掩藏，我抓住她的手一看，是被油溅起来烫的泡，我要给她上药，妈妈怎么也不肯，她说这算什么。我有颈椎病，每天晚上看完电视，妈妈说什么都不肯睡，非要给我按摩，她说，“我要在你的身边，一定能帮你治好，当年你爸爸的腰被造反派踢伤，就是我给治好的。”说来真是无比的惭愧，我是学医的，但从来没有为爸爸妈妈出过一点力，尽过一点心，却总是没完没了地让他们为我操心。随着年龄增加，妈妈越来越豁达，她常常会对我们谈起死亡这个话题。她说，她的好几个同事和旧识白天还好好的，睡一觉起来就去了。"我有高血压三十年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其实我和你外婆一样，最害怕的不是死，而是不死不活，成为你们的负担，那样我可受不了。"妈妈早在92年就悄悄地公正了她的遗嘱，当我们知道后感到很难过时，妈妈却说：爸爸和妈妈没有给你们留下多少东西，我不想在身后留下你们兄妹不和的隐患。妈妈就是这样，对儿女从无欲求，只有无尽的责任、义务和关爱。
尽管妈妈对死亡这个话题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妈妈会这么早地走，这么急地去，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回报妈妈，孝养妈妈。完全想不到，就象晴天霹雳，六月飞雪一样，我们根本不能相信大哥电话里的恶耗。在赶回云南奔丧的途中，我们不停地对着星星祈祷， 对着月亮祈祷，对着太阳祈祷，对着大地祈祷！我们的乞求其实很可怜卑微，只想妈妈的生命能够再延续一些，哪怕妈妈瘫痪在床，哪怕妈妈成为植物人！我们只想有一个机会来回报妈妈，尽尽我们的心。然而这卑微可怜的乞求都被无情地否决了，落空了，迎接我们的，只有黑色的挽帐、刺目的花圈，还有妈妈安详的遗容和遗像……
给妈妈开追悼会那天早晨，天下起了霏霏细雨，我们撕心裂肺的哭喊，没有能够让妈妈醒来，我们亲爱的、慈祥的、刚强的妈妈，被装到了一个小小的，精致得让人害怕的匣子中。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我们失去了知觉，只是机械地挪动着我们的脚、我们的腿，茫然地、虚弱地、心里空荡荡地走着回去的路。这时，有人叫了起来："快看，彩虹！冬天出彩虹，真少见哎！"在我们的前方，果真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彩虹，冬天的虹！真难于置信！，恍惚之间，妈妈站在彩虹上，对着我们说：“抬起头来，不要那么悲伤和丧气，妈妈并没有离开你们，妈妈是你们永远的妈妈！”
几天以后，我们兄妹几个围坐在妈妈的遗像前，不知是谁带的头，我们一支接一支大声地唱起了歌，邻居们以为我们疯了，跑过来安抚我们。我们没有停下来，还是一支接一支地唱着。我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祭悼着我们心目中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妈妈！祭悼着我们永远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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