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本身便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心理学的意义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因此，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应该注重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着双重的内涵，有着双向的作用，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也将能够帮助我们增加对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性的理解。

一、“心”与“心理学”
我们为所用的“心”字加上了引号，以表示其所具有的特殊的内涵。同时，我们也为“心理学”加上了引号，以表示其所具有的中国本土化的意义，表示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表示我们自己对于当代心理学的一种理解。

当代的“心理学”（psychology），一向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期产生于西方的一门新兴科学。在20世纪初期，我国学者用“‘心’理学”这一术语，翻译引进了西方的“psychology”。虽然我们一经用“心理学”来翻译了“psychology”，它也就似乎变成了一种“舶来品”。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大词典上，已经是明确的注明：“心理学，外来语。”但是，当我们用“心理学”来翻译西方的“psychology”的时候，它不但表示了西方的“psychology”，而且也还潜藏着其自身的蕴含，潜藏着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

就“心理学”（psychology）的英文原意而言，它是研究精神现象的一门科学，在其英文的内涵中，所涉及与强调的是“精神”（mind）、“灵魂”（soul）、“意识”（consciousness），等等，或者是间接地表达人的“行为”（behavior），不管怎样，它很少会涉及到与我们汉字“心”相应的“heart”。但是，我们又确实用我们汉语的心，或者说是“‘心’理学”，来翻译了西方的“psychology”。

最初，在心理学界确认用“心理学”来翻译“psychology”之前，我国也有学者曾经使用其它一些术语来翻译“psychology”，比如“心灵学”、“解心术”、“识心术”等等。但是却都离不开一个“心”字。国内一些心理学家，在注解心理学里的“心”的时侯，往往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误解，认为是由于中国古代人不知脑之作用，而以心代脑，导致了今天沿用的“心理学”。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古人所用的“心”，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含。从而，对我们中国之“心”的认识，也包含着对“心理学”的一种新的理解。

首先，就“心”作为心脏而言，它表示了心脏，但也并非只是一生理学的术语，并非只指人体中的一种生理结构。《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可见，这已是把可见的“心”，用来表示不可见的“神”的变化。这正如《医宗金鉴》中的解释：“形之精粹处名心。”凡动物和植物，一有其形，则形之至精至粹之处，即名为心。“动物之心者，形若垂莲，中含天之所赋，虚灵不昧之灵性也。”这心中所包含的“天之所赋”，尤如人的精卵之合成，在“心”的概念中，已是包含了个体的生成和发展，乃至人之为人的道理。

其次，心被用来表示思想、情感、意识，乃至态度、性格和意志。如《礼记·大学疏》中所说，“总包万虑谓之心。”《易经·系辞》中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诗经·小雅》中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同时，心还被称为智慧之所，如《管子·心术》：“心也者，灵之舍也。”在这里，心已经完全成了心理学的“心”，它已经超越了“心脏”，同时也超越了“大脑”。因为，心理与生理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情感既不是单纯的“心跳”，也不仅仅是肾上腺素的分泌或植物神经的波动；思想固然非心脏的作用，但也并非只是大脑皮层的神经联系。我们的古人用“心”来表示人的灵性，人的智慧，表示人的心理、心灵与精神世界。

再者，心超越了个体，或超越了人体，被称之为“道之本原”，被作为天地之心。《释文》中注：“心，或作道。”《易经·复卦》中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庄子·天地》上写道：“必忘天人之心”。尧、舜、禹代代相传的“十六字心传”中有“人心惟危”，还有“道心惟微”。显然，在这种意义上，“心”可包含或表示一种天下的至理，中国古人对世事和自然宇宙的认识和理解，也包含在这一“心”中。

显而易见，在我们的“心”字中，或者说在“心”的概念中，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含。用“心理学”来翻译“psychology”，不但不是“误解”或“误用”，而且实在是非它莫属。同时，在这种翻译之中，还应该包含着一种潜在的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一旦当我们理解了我们中国之“心”的内涵，那么我们也就会对我们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心理学，以及我们的心理文化，获得一种真实的体验。

二、中国文化心理学
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我们用“心”作为锲入，不但是因为“心”与“心理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形式上的关系，而且是因为“心”与“心理学”也有着内在的实质性的关联。同时，我们也想用“心”，来表达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核心与精华。

儒学、道家和佛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三大思想传统。这三大思想传统各有其特色，但也有着共同的思想渊缘，因而有俗语说“三教归一”或“三教本同”。而在我们的理解之中，这三教本同即是同归于心。在心的概念中，蕴含着这儒道佛三家的思想精髓，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精华所在。

就儒家思想来说，记录在《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直被尊奉为尧、舜、禹代代相传的“十六字心传”，历代儒学大师皆认为在这十六字中，已经包含了儒学的真谛。而其中的关键之关键，便在于对“心”的理解与把握。在孟子的《尽心》中，明确地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一命题。孟子把儒家思想的四种基本范畴––––仁、义、礼、智，皆归之于心的注解：“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十分肯定的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

在道家思想中，“道”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概念，但是对于那包融天地，无形无迹的道，是唯有心才能够把握的。在《管子·心术下》中，有这样明确的论述：“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正形饰德，万物毕得”；“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可见，在这里，心已是道与德之本了。在《关尹子》中，有“圣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之说。其中还有：“心既未萌，道亦假之”的命题，并且提出了“善心者，师心不师圣”的主张。

在佛家思想中，有“三界惟心”和“万法一心”的说法，言简而意赅，已经是把“心”放在一切佛法，一切佛缘之根本位置了。如《晋华严经·十》中说：“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无造”。《盘若经·五百六十八》中说：“於一切法，心为善导，若能知心，悉知众法，种种世法皆由心”。中国禅宗又名心宗，其所有教义皆可归结为识之本心，见自本性；以心传心，心心相印。

中国之“心”，不单单是思想家的论述和学者的理论，而且是实际的生活，是涉及我们每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事实。在我们汉字和汉语词汇中，大凡与人的心理有关的，都会有“心（忄）”。比如：思、虑、想、念、爱、恨、怨、忿、欲、愁、悟、悔、惧、怕、惊、恐、忘、恋、恩、恕、悲，性情、意志、惆怅、惋惜……等等，无心便不会有“情”，无心便也不会生“恨”，思、虑、恩、怨、惊、恐、悔、悟都源于心，由心可以表达意志、情感、态度、性情……。汉字是表意性文字，不管是汉字的创造者还是使用者，当他们在字形或符形上感知与领会其意义信息的同时，都已具备了同一种“心理基础”或“心理共识”；而在心部汉字的构成与结构中，又反映与表达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学”。例如：“怒”字从心从奴，取意为凡怒当以心节之，俗语有“怒从心上起”之说；“忘”字从心从亡会意，为不识；“忍”字如刀刺心会意，为忍耐、克制。再以“思”字为例，《六书总要》中注为：“念也、虑也、绎理为思，又愿也。”“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愿”；因而思可表示心绪、情思、思慕，可表示思忖、思维、思想、思虑，和思念等等。“思”字的象形为“囟与心”，《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为：“囟头会脑盖也，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也即从脑从心，有脑有心为思，既有脑也须有心才能够称得上“思”。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人的心理观。每一个心部的汉字，都有其心理的内涵和心理的意境，都象征与表达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因而，几千年前，在我们汉字形成之时，即衍生了一种具有文化与民族特色的“心理学”。在汉字的结构与意义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对人之心理与行为的认识与理解。

在我们的文化与生活中，“心”始终都是一个根本性的主题。就音乐而论，在《礼记·乐记》中有：“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是研习过书法的人，都会知道有“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一说法，它一向被认为是书法之真谛。即使是在普通的生活中，我们都相信“心诚则灵”，我们以“良心”为最高的伦理准则，以诚心待人，以善心处世。一个“心”字，展现着我们中国人生命的主题，生活的真谛；包含着一种源于生命，得自于生活与自然的智慧；包含着一种中国所特有的心理文化，包含着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心理学。

三、“心理学”与“中国”
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内的心理学界，并不注重“心理学”中的“心”，并不注重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意义，而是将其单纯地作为一种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我自己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我们在引进西方的“psychology”的时侯，也就同时“割断”了自己那古老文化中的“心理学”的传统。

但是实际上，“心理学”与“中国”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国际著名心理学史家布雷特（G.S. Brett）和墨菲（G. Murphy）等人，都曾经表达过这样的信念：“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中国”。他们是有根据的。西方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都曾经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表达了由衷的憧憬。包括弗洛伊德（S. Freud）、荣格（C.G. Jung）、弗洛姆（E. Fromm）和马斯洛（A.H. Maslow）等在内的国际著名心理学家，都曾经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理学的精髓与本义所在。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曾经写信给首次将其传记翻译成中文的章士钊先生，对于其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在中国的传播，表达了其衷心的感谢。作为弗洛伊德后继者，开辟分析心理学新领域的卡尔·荣格，将中国文化作为其分析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阿基米德点”，并且认为这一源自中国的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西方学者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易经》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荣格曾经这样来表达他本人对于《易经》的理解，他认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

在荣格之后，有“原型心理学”的发展，以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心理学研究为主要内容。当代原型心理学的创立者黑尔曼（James Hillman）博士在写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说，“原型属于所有的文化现象，而原型心理学也应该属于所有的文化。正如荣格所提出的，太极图就是一种重要的原型意象，它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原型心理学家有着由衷的敬意”。笔者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的时候，曾与著名原型心理学家奥达尼克（V. Walter Odajnyk）博士，讨论其《智慧之光》一书中所引用的中文，和“寻获牛”的禅宗故事，奥达尼克博士对中国文化的神往之情，求索之心，笔者记忆犹新，十分感动。

1985年的夏天，作者曾经受国际“爱诺斯基金会”主席利策玛（Rudolf Ritsema ）博士的邀请，前往瑞士罗卡诺的爱诺思山庄进行学术访问。令人感动而不能忘怀的是，已经80余岁高龄的利策玛博士，化了近40年的心血，完成了其对于《易经》的分析心理学研究。他与其合作者将《易经》翻译成英文，并且加上了他们的心理学分析和评注，使全书成为800页之多的一本巨著。该书1994年出版后，“爱诺斯基金会”每年都举行两次世界范围内的“易经心理学研讨会”。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心理学意义的一个例证，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心理学发展的一个例证。

心理学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渊源。当代心理学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便是最好的例证。弗洛姆曾经与日本的铃木大拙一起，组织“禅与精神分析”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出版了《禅与精神分析》一书，一度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麦独孤（W. McDougall）曾经热衷于对中国“道”的理解和把握，在心理学史上留下了麦独孤与其中国学者论道的有名个案。创立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马斯洛，便以对“道”的体验，作为其心理学研究的背景，以其来注解其自我实现的理论。即使是以实验和实证心理学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也曾经致力于心理学中西方与东方的融合，并且将这种融合作为心理学发展的希望。作为行为主义的代言人的斯金纳，一直将其亲自到中国的访问，作为其最终的心愿。

西方的心理学家将中国作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追求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则是在“念佛生西方”，将心理学单纯作为源自西方的科学。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因为引进了西方的“psychology”，接受了西方的“mind”，而丢弃或忽略了自己的“心”。在笔者看来，惟有“心”与“脑”的结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学的智慧，也才能够有真正的人性的思惟。实际上，通过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当代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躯体，并且五官俱全，也有了一个注重认知的头颅。但是其所缺少的，正是一颗“心”。而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中，所蕴含的也正是这种“心”的意义。

全书共分10个部分：以“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作为引论，此文原载于《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学术理论版，概括介绍本书作者关于从心体验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基本思路，以及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以“‘心’与‘心理学’”作为第一章，是作者把“引论”的基本思想展开，从“心”入手，来阐述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作者曾经于1991年，以类似的题目在《社会科学动态》等期刊发表过有关的论文。以“汉字与心理文化”作为第二章，作者相信，汉字中包含一种得天独厚的心理学的智慧，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心理学体系；正如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古，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作者也曾经在《心理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汉字中的心理学”和“汉字与心理原型”等论文。

以“儒学与心的传统”作为第三章，从传于尧舜禹的16字心传入手，阐发孔子与孟子所奠立的“心”的传统，此心是平民百姓之心，也是天地自然之心，更是惟精惟一之心；作者发表在美国Spring Publication（春天出版公司）出版的《爱诺思年鉴》（1999）上的“Psychology of Heart in Chinese Tradition”，也便是以儒学的心理学思想作为主线。以“‘易’与‘心’”作为第四章，作者秉承“圣人以此洗心”的教诲，坚信易理深蕴心理，并且旨在发挥这种心理学的意义与内涵；对此，作者曾经在美国荣格心理学杂志（Quadrant）上发表“易经，心的心理学，及荣格心理分析”（I Ching, Psychology of Heart, and Jungian Psychology）的专论，在《心理学报》上发表“《易经》与中国文化心理学”等论文。以“‘道’与‘心’”作为第五章，以“‘禅’与‘心’”作为第六章，仍然是从心来把握道与禅的蕴含，从“道”与“禅”阐发“心”的意义；作者在“心理学理解的桥梁”（《读书》1996年第6期），“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心理学报》1998年第2期），以及“荣格与中国文化”（《学术研究》1996年第7期）等论文中，均表达过有关的研究思路。

以“文化传统与心理教育”为第七章，作者深信，中国文化心理学不仅仅是传统和理论，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诚如清代关中名儒李顒（二曲）先生所述，“孔、颜、思、孟……俱是医人的名医；五经、四书及诸儒语录，俱是医人的良方。”（《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于是，作为后人，切莫辜负了先哲们明医立方之初心。因而，作者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心理教育和心理分析（申荷永、高岚：《心理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意在发挥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实践意义。

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分析”为第八章，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中国文化心理学所蕴含的实践意义，尤其是其对于心理分析的价值。该章包括“神话故事与原型”——“原型与心理分析”；“阴阳五行与象征”——“象征与心理分析”；“梦占术数与想象”——“想象与心理分析”；“谚语诗乐与投射”——“投射与心理分析”；以及“内丹养生与转化”——“心理分析与转化”等五个方面，在阐述中国文化心理学中的心理分析思想的同时，也将其与西方的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同时，作者也希望在该章中能够反映一种东西方心理学的整合性研究。

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作为“跋”，与“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引论”相呼应，作为本书的第十部分。作者相信，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心理学，应该并且能够推进世界心理学的发展。作者以“心”为主题来阐发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思路，曾缘于感叹西方心理学之“无心”的悲凉。凡西方心理学在其发展的二百年间，或强调行为，或强调认知，强调生理或强调大脑，但恰恰是缺少对“心”的理解。冯特创立西方的心理学，本来是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因而西方的心理学有了双腿；行为主义心理学仍然是建立生理心理学之上，为西方的心理学增添了身躯和肢体；而目前的认知心理学强调大脑的信息处理，似乎是为西方的心理学安上了头颅；但是，西方的心理学仍然是缺少“心”。因而，作为作者的希望，中国文化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结合，或者是东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正可为心理学而立心。

作者以此书作为对父亲的纪念，“生无愧死无憾何哀之有，龙年来龙年去亦悲亦喜”是我们为父亲的去世所撰写的挽联。就在最后整理此书稿的过程中，我梦中常有父亲的陪伴。君子终日乾乾，10余年来思念不断；以此书奉献给父亲，也是奉献给哺育我成长的中国文化。